章士钊

章士钊(1881-1973),字行严,笔名黄中黄、青桐、秋桐,1881年3月20日生于湖南省善化县(今长沙市)。曾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,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,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,全国政协常委,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。清末任上海《苏报》主笔。1911年后,曾任同济大学教授,北京大学教授,北京农业学校校长,广东军政府秘书长,南北议和南方代表。新中国成立后为著名民主人士、学者、作家、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。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、第二任馆长,第二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,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。 章士钊的诗文(181篇)

人物生平

  幼年时期

  1881年,章士钊生于湖南善化县。其父章锦曾在乡里为里正,后业中医。章士钊幼读私塾,非常勤奋。

  13岁时在长沙买到一部《柳宗元文集》,从此攻读柳文。

  16岁在亲戚家为童子师。

  1901年离家赴武昌,寄读于武昌两湖书院,在此结识黄兴。后执教于朱启钤家私塾。

  1902年3月,入南京陆师学堂学军事。次年进上海爱国学社。5月,任上海《苏报》主笔,由于该报连续登载章太炎等人的反清文章。7月被查封。8月他与陈独秀、张继等人又创办《国民日报》,建立大陆图书译印局。同年冬与黄兴等组织华兴会,从事反清活动。

  1903年4月,拒俄运动发生,上海各学校学生罢课,章士钊不顾学堂总办俞明震劝阻,率陆师同学三十余人赴上海,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军事民教育会,任军理教习。不久被聘为上海《苏报》主笔,经常发表激烈的革命言论,并因此结识了章太炎、张继、邹容,意气相投,结拜为异姓兄弟。四兄弟中,章太炎、张继、邹容均有鼓动革命的书籍。于是章士钊将日本人宫崎寅藏所作《三十三年落花梦》编译成《大革命家孙逸仙》一书,将孙之别名“中山樵”与姓氏连在一起。于是1903年9月用黄中黄的笔名刊行,国内由此书而知重孙中山。1903年7月初,清政府查封了《苏报》,并先后逮捕了章太炎、邹容等七人。章士钊因得主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、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徇情,未予追究,侥幸得脱。于8月7日又与陈独秀、张继等人创办了《国民日报》,并继续激烈地鼓吹革命。1903年11月,他与黄兴由上海赴长沙,酝酿华兴会的筹建工作。

  1904年2月,与杨守仁等在上海建立爱国协会,任副会长。杨守仁为会长。1904年8月,华兴会决定当年11月6日在长沙举行起义。章在上海余庆里密设机关,暗中接济。因事机不密,未经发动即遭失败。10月,黄兴赴上海,召集杨守仁、陈天华、章士钊、张继、杨度等人开会,准备在湖北、南京等地再举义旗。后因发华兴会在余庆里的机关遭破坏,张继和章士钊等十余人被捕,再起义的计划未能实现。章士钊等人经蔡锷托人营救,被关押四十余天后,得以保释。出狱诸人恐清吏再行深究,急急东渡日本。

  留学时期

  1905年流亡日本,入东京正则学校习英语。章回顾过去,认为自己“才短力脆”,连累了同事,感到内疚,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,乃发愤力学。1905年8月,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,但坚不入盟,后来亦未入其他政党。

  1907年,赴英留学。

  1908年,入英国阿伯丁大学学法律、政治,兼攻逻辑学。1909年4月,他与同盟会员吴弱男在伦敦结婚,婚后入阿伯丁大学学政治经济兼攻逻辑学。留英期间,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,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说,于立宪政治尤多发挥,对当时中国政坛很有影响。

 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,章士钊携家眷从英国回国,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给予了衷心的肯定和支持。应孙中山邀由英伦回国主持同盟会机关报《民立报》。因视同盟会不合西方政党标准,主张“毁(旧)党造(新)党说”,以施行政党内阁制,遭同盟会员反对,被斥为“保皇党”。章愤而辞职,应袁世凯之邀北上。袁赠巨宅,委以北京大学校长,未就。

  1912年春抵南京,受黄兴、于右任之邀,任上海《民立报》主笔,兼江苏都督府顾问。7月,章在《民主报》上发表了《政党组织案》,主张将当时国内新有政党(包括同盟会)一律解散,在一段时间内各抒已见,然后根据不同政见分为两党,出而竞选,得多数拥护者,管理国家。这就是著名的“毁党造学说”。此论遭各方攻击,同盟会内部大哗,章士钊乃脱离《民主报》,于同年9月与王无生别创《独立周报》,继续议论时政,提出了民国政制究取法国制还是美国制等引起国人注意的问题。

  1913年3月,袁世凯主使刺杀宋教仁反嫁祸于黄兴。章由此看出袁之险恶,乘隙逃离北京,前往上海,拜晤孙中山、黄兴,奉孙中山命,联岑春煊反袁,并草拟了《二次革命宣言》。7月由孙中山任命为讨袁军秘书长。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,章亡命日本。

  1914年5月,在东京与陈独秀、谷钟秀等人创办《甲寅》月刊,章在第一期上发表《政本》一文,重申两党制的主张,提出执政党应借反对党之刺激而维持其进步。章倡言革新,反对专制,提倡共和,反对袁世凯,但反对暴力激进手段。批评革命党有“好同恶异”之弊,力主调和精神。

  任职时期

  1914年发表《学理上之联邦论》等一系列关于政体的文章,宣称联邦制可以用舆论力量达到革命的目的,引证西文学说,结合中国政治实际,文法谨严,理论充足,为时人重视。7月任欧事研究会书记。

  1915年冬,袁世凯公开称帝,护国军起。5月,肇庆军务院成立,章士钊出任军务院秘书长,并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。6月袁死,黎元洪就任总统。章士钊留居北京,任国会议员,并应蔡元培之邀请,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伦理教授。

  1916年5月,肇庆军务院成立,任秘书长,并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;6月黎元洪继任总统,赴北京与黎洽商善后。

  1917年1月,在北京出《甲寅》周刊。1917年11月,应陈独秀之邀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教授,讲授逻辑学。兼图书馆主任,并被选为国会众议员。章并荐李大钊、杨昌济到北大任教,以所兼北大图书馆长职荐李大钊继任。

  1918年5月,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。次年在上海举行南北和平会议,当选南方代表。

  1920年,章士钊当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筹集了两万银元,全部交给了毛泽东。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,毛泽东、蔡和森持杨昌济手书拜见章,求予资助。章当即以二万元巨款相赠,毛以一部资助赴法学生,一部用于湖南革命活动。

  1921年春,赴欧洲考察政治,在伦敦访问了英国学者威尔斯、肖伯纳、潘悌。章与诸人讲座后,认识到农业国与工业国不同。

  1922年11月,受北京政府教育部之聘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。

  1922年,周恩来等在欧洲创建共青团,托章将一部印刷机由法国运至德国,章照办无误。

 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,章士钊在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希望,政治倾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,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。

  1923年6月离京赴上海。10月曹锟贿选为总统,章时任上海《新闻报》主笔,撰文痛斥受贿议员。

  1924年,段祺瑞上台。章主张毁弃约法及国会之主张正合段的心意,因此段邀章北上。44岁的章士钊投入北洋军阀集团。段从章建议,以“临时执政”之名兼任总统与总理之职,委章为司法总长。

  1925年4月,再派章士钊兼教育总长。章受命后,即宣称要整顿学风,宣布大学统一考试,合并北京八所大学,引起教育界进步人士及青年学生的反对 [1]  。4月9日,各校学生聚会请愿罢免章士钊。章遂辞职赴沪,后经段祺瑞挽劝,乃复任司法总长之职。7月发行《甲寅》周刊,反对新文化运动。7月底段又派章出任教育总长,要他继续“整顿”学风。章不顾人们的反对撤换了一批反对他的大学校长。8月1日他又派出武装警察护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到校就职,后又下令解散“女师大”,镇压爱国学生运动。因章的《甲寅》杂志作为整顿学风的言论阵地,而《甲寅》封面绘有一虎,当时人们称之为“老虎总长”。

  1926年,“三一八”惨案时,章任段政府秘书长。后被国民军驱逐下台,章出走天津,继续在日租界出版《甲寅》周刊。章利用该刊强调反对新文学运动、新文化运动,反对白话文,反对“欧化”,引得骂声一片,但章我行我素。鲁迅著文痛骂段祺瑞、章士钊为“落水狗”,由是恶名远播。

  1927年4月,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,他四处奔走营救。

  1928年国民革命军光复北京后,因章系执政府之高级官员,曾被通缉,乃赴欧洲游历。

  1930年受张学良之聘回国,任沈阳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,次年任院长,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章士钊回到上海,为杜月笙宾客,不久正式挂牌当律师。

  1932年10月,陈独秀等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,他自动站出来为陈辩护,请求法庭宣布陈无罪。其“辩论状”着力阐述政府应当容忍不同政党之理论,文气逼人,震动法庭,中外报纸竞相登载。

  1934年任上海法学院院长,并先后担任北京明德大学、北京农业大学校长、上海法政学院院长。岑春煊等西南军阀排挤孙中山,操纵南方护法军政府,岑任总裁,章出任秘书长。

  1937年4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、法制委员会主席。

  抗日战争爆发后,留居上海租界,次年3月,南京“维新”伪政府成立,汉奸梁鸿志诱章入伙,被章拒绝。不久杜月笙派人迎护,章由香港转赴重庆,国民政府给以“参政员”名义。

  1938年6月起,历任第一、二、三、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。

  1943年著《逻辑指要》在重庆出版。

  1945年抗战胜利后,毛泽东主席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战后问题;“双十”协定签字后,毛因事滞留重庆,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会谈,征询章对形势看法,章在手心写一“走”字,耳语“三十六计,走为上”,劝毛速离险境。

  解放时期

  1946年回上海,在同济大学法学院任教,并续任律师;同年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。

  1948年行宪后,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。

  解放战争后期,他作为“上海和平代表团”代表及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非正式代表,为国共合作奔走。

 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,李宗仁代总统欲试探与中共和谈之可能性,乃请章士钊及江庸、颜惠庆三人。章返上海后,曾专程至南京,会晤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,向程介绍了与毛泽东晤谈的情况,转达了毛对和平寄予的期望,对程消除“惩办战犯”的疑虑起了一定作用。3月25日,李宗仁决定正式成立代表团,派邵力子、张治中及章士钊等五人为和谈代表,于4月1日到北平,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。4月22日和谈破裂,章士钊与邵、张等乃留居北平。嗣后去香港,同年6月,程潜派程星龄赴港,会晤了章士钊。章托程星龄带信给程潜,转达了毛泽东对程和平起义的期待和中共对陈明仁将军的热诚态度,劝说程、陈起义。

  1949年4月,受李宗仁代总统委派与邵力子、张治中、刘斐同来北平,与中国共产党举行和平谈判。因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双方代表草拟的协定,乃留居北平。继而去香港;6月致函程潜,劝说程、陈(陈明仁)起义。9月,他应中国共产党之邀参加开国大典,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。从此定居北京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

  新中国成立后,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,并被推选为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二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。先后当选为第一、二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、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。

  1951年7月,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。

  1952年,他与叶恭绰等人联名上书毛泽东,呼吁保护北京广东新旧两义园的民族英雄袁崇焕遗墓,使袁墓古迹得以保存。

  1955、1958、1960年,三次奉命赴香港,与台湾方面连络,会商两岸统一问题。

  1957年,中共整风,章发言中有语“物必自腐而后虫生”,被责令检讨,经毛泽东干预始得解脱。

  1959年10月,任馆长。晚年以大部分时间从事文史研究工作,并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汉语教研室讲授柳文。既而以其研究心得,集为《柳文指要》一书。

  1961年,国穷民困之际,毛用稿费以“还钱还利”为名,每年正月初二送二千元给章以解其困,送满十年。

  1963年,毛七十寿辰,设家宴邀章士钊、程潜、叶恭绰、王季范四老到中南海,并各携子女一人到席。

  1965年,《兰亭集序》真伪之辩,高二适驳郭沫若文章发表受阻,章向毛推荐高文,得以通过。

  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当造反派的矛头直指“刘邓司令部”时,他对国家前途充满忧虑,不顾个人安危上书主席,坦诚陈言,意欲力挽狂澜。“文革”初期,章遭批斗抄家,章函告毛,毛要周恩来接章到301医院予以保护。章对刘少奇命运十分关注,致函毛、刘调解,要刘效廉颇蔺相如故事向毛负荆请罪,以求团结共事,卒被残酷现实打破。从此专心整理《柳文指要》,在毛支持下,于1971年出版,为“文革”中少有的特例。

  晚年最为期盼的是祖国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,为此,不顾92岁高龄只身前往香港为恢复同台湾的联系而奔忙,最终在香港病故,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作出最后的贡献。

  1973年,章士钊自请第四次赴港,欲与台湾方面会谈两岸统一事业,功未竟而身先死。享年92岁。在京举行追悼会时,邓小平、叶剑英、李先念等均到会行礼致哀。